徐渭与秦汉派唐宋派关系重估（作者：付琼）

作者:核实中..2010-01-23 09:48:24 来源:中国建筑家网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徐渭历来被看作秦汉派的反对者和唐宋派的支持者，但是在散文创作应该以何者为典范的问题上，其取径同于秦汉派而异于唐宋派，因而关于徐渭与二派关系的定论是不够准确的；徐渭对二派的私人态度与学术态度存在着严重错位，这一错位是由其内心积久而成的知己情结和逆反心理造成的。倾向于从徐渭私人态度出发来把握其学术态度的思维定势是长期以来不能正确把握他与二派关系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徐渭；秦汉派；唐宋派；散文典范；知己情结；逆反心理


明代以来，徐渭一直而且至今仍被看作七子派（秦汉派）的反对者和唐宋派的支持者。这种观点凝缩成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徐渭应属于复古主义的反对派，上继唐宋派的余绪，下开公安派的先声”［1］，这里的“复古主义”既然与唐宋派对举，显然指秦汉派（七子派）。但是考察徐渭对秦汉文与唐宋文的态度，我们发现，徐渭一生以古文的继承者自许并把秦汉文看作散文创作的崇高典范，这与秦汉派以秦汉文为圭臬的散文复古理论主张是一致的；徐渭虽然也对韩愈、苏轼等唐宋散文大家推崇有加，却从未在总体上表达过对唐宋文的肯定评价，这与他对秦汉文的热烈揄扬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一对比说明，他对唐宋文的总体评价低于秦汉文，实与唐宋派诸人极力鼓吹唐宋文（尤其是宋文）的调子南辕北辙。众所周知，徐渭曾猛烈抨击过秦汉派的领袖王世贞等人，也曾不断地表达过他对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唐顺之、茅坤等人的私人感激和钦佩。那么，徐渭为什么一面猛烈抨击王世贞其人，一面又对他继李梦阳之后继续鼓倡的秦汉文给以高度评价？为什么一面不断地表达他对唐顺之、茅坤等人的私人感激和钦佩，一面又对他们提倡的唐宋文缄口不言？这样一种私人态度与学术态度错位的深层内涵及其原因是什么？循此，我们将就徐渭对秦汉派和唐宋派散文复古理论态度的不同作出定性的判断并对历来关于徐渭与秦汉派、唐宋派关系的定论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徐渭对秦汉文的态度。

山阴县令刘?“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畸谱》)的教导深刻影响了徐渭，重古文轻时文由此成为他一生的倾向，因而他的兴趣所在便不是他称为“干禄文字”的时文，而是他少年知慕、“及长益力”的“古文词”；徐渭还在《黄潭先生文集序》《抄代集小序》等文章中多次沉重地提到文人阶层把“古人之文”视为“妨己之业”从而“弃去不讲”的严重现象，因而他是带着拯救为“时文”挤到了边缘的古文于既溺的沉重使命感用力于古文的创作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古文还是他主要的谋生手段。实际地看，他偏爱古文贬抑时文的态度虽然使他屡困场屋甚而“八不一售”，而他在“古文词”方面的专长不仅给他带来了若干聊可糊口的经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的名声，从而多少减弱了八困场屋所带来的精神尴尬的程度。徐渭集中的150余篇“代文”说明，徐渭生前主要以古文为人所知重，而诗对于他还主要是交游和抒情的手段，直到他去世大约四年也就是袁宏道在陶望龄处读到了他的作品并大加鼓吹之后，他的诗歌才和散文一起受到了更多人的注意。总之，无论为纾解生存困境计还是为疗治精神苦闷计，他本人的确是把写作古文词当作了一项事业并以“古文词”的继承者自许的。

徐渭在“古文词”中又特别推尊“秦汉文”，在他眼里，文章有否“秦汉文”风貌是评价其优劣的重要标准。如他在“代文”《胡大参集序》中云：“曩在嘉靖丙辰，余奉命校诸道乡贡士，晚得今参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举子辈中人也，盖熟读西汉人文字而有得者’……予读之，则见其文犹故所品汉西京物也，而诗文不落近代，往往为晋魏间语。予又益喜曰：‘苟梓之，真足以名于一时，而传后世矣。’”在徐渭看来，胡氏是“熟读西汉人文字而有得者”，与时文气十足的“举子辈中人”迥然不同，因而其文章具有“传后世”的价值；又如《萧女臣墓志铭》虽然指出了萧氏“不求甚解”的一面，对他“不喜举业，独喜秦汉古文”的方向却是持肯定态度的；何鳌曾赞扬徐渭的文章是“西汉文字”，对此他竟至于终生铭感并深情地把何氏写进了他《畸谱》的“纪知”篇里。其《胡公文集序》也明确表达了对秦汉文的高度评价：“徐渭冠时，得见今右布政使胡公边事疏于师季长沙公所，盖读之累日夜，即仰而叹曰，是古晁错赵充国之流欤？恨不得一见其人……乃得尽读其生平所作，而应俗者固十之六七，大率皆秦汉名家所为文，而其随事与人而各赋之……渭更仰而叹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徐渭因胡文属“古晁错赵充国之流”而“恨不得一见其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秦汉文格外推重的态度。

诚然，徐渭曾多次抨击拟古主义文风。如《论中·四》讽刺那些标榜宗唐宗汉的人其实学习口径太窄，而一旦落入门户樊篱，则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变成了“一其奴而百其役”的奴仆，进而失去了师心自见的信心和勇气，不复知创造为何物；《胡大参集序》还在反对模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一字不写其胸膈”的响亮口号。然而，徐渭既然认为贾谊之文“一疏万言，无一字不写其胸膈”，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那么其矛头所向便不是“宗汉西京”的学古方向本身，而是动辄打着“宗汉西京”的旗号而其实并不能学其精髓的做法。“无一字不写其胸膈”的真性情催动下的创造力和“使异代之人听之，犹足以兴”的时空穿透力，正是秦汉文的本质所在。要反对“人为鸟言”，就必须学习秦汉文具有高度创造力和穿透力的艺术表现，这与徐渭在著名的《叶子肃诗序》中所表达的反对“人为鸟言”、倡导“自得”也即师古必须以创新性的自我表现为指归的主张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反对“人为鸟言”不等于反对向秦汉文学习，相反，具有高度情感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的秦汉文理应成为散文创作的崇高典范。因而把主张以秦汉文为圭臬的徐渭说成同样以秦汉文为圭臬的秦汉派的反对者，无论如何有失准确和辩证。

那么，徐渭对唐宋文的评价又如何呢？

徐渭生当后七子走向鼎盛而唐宋派方兴未艾之时，天下论文者莫不纵谈秦汉唐宋。徐渭对秦汉文的态度多有论及，详情已如上述，而对唐宋文却绝口不提：在《徐渭集》1362页的篇幅中，我们找不到他唐宋并称的文字，也找不到他对唐宋文态度的明确表白。这种与当时时代风气颇不一致的不表白实际上是否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表白？这不表白的表白又是什么？这是否表明徐渭对唐宋文的兴趣远不及秦汉文或对方兴未艾的“唐宋派”其实并不怎么赞同？否则，他对他终生感激涕零的知己唐顺之诸人提倡的唐宋文何以保持如此近乎冷酷的沉默？但是，徐渭却又多次表白过他对于韩愈、苏轼文的仰慕以及对他们各自心态及其处境的充满善意的理解，这又该作何解释？　

徐渭对韩愈的排佛不以为然，对其一生攻佛却不能击中要害的识见不足非议尤多。但他明确表达过自己对韩愈文的一贯喜爱，坦言“昌黎之文，余夙诵好之”（《赠礼师序》），并在《大苏所书金刚经石刻》中引人成说把韩愈文定位在与作为艺术极颠的杜诗、吴画相同的高度加以揄扬。徐渭还在《胡公文集序》《抄小集自序》《幕抄小序》中频繁地拿已“取第”为“官人”的韩愈尚不得不写谀文的事来为自己在胡幕期间代写谀文的经历作辩解并拿“身之微而势不可直”的“处地”来作出自我安慰性的解释。正如他在杜甫身上看到了“两人之遇异世同轨”（《题自书杜拾遗诗后》）的悲剧命运一样，他在韩愈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我们说，徐渭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对韩文的思想底蕴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徐渭的《评朱子论东坡文》用最极端的字眼“千古一人”来评价苏轼文章“布置”的了无痕迹，并对朱熹苛评苏文给予了极其尖锐和辛辣的反批评，对朱氏的这种激烈的态度显然是和作者对苏轼其人其文的极端推崇联系在一起的；徐渭系狱期间曾将自己的诗文集托付上虞葛韬仲、葛景文叔侄（事见《览越篇序》），此时作者想起了苏轼就逮前将文稿托付给潞公一事，同样带着“异世同轨”的悲感，可见苏轼的遭遇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将《赤壁赋》制成书法作品送给当时的封疆大吏李如松，也可反应出他对苏文的喜爱。

毫无疑问，徐渭对韩苏二人散文的推崇及心理的契合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否说明徐渭对唐宋文的评价超过了秦汉文，或者徐渭对秦汉文与唐宋文本没有轩轾之分呢？且看他的《书田生诗文后》：

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了无痕磞可指。诗亦无不可模者，而亦无一模也。此语良不诳。以世无知者，故其语亢而自高，犯贤人之病。噫，无怪也。

徐渭别号“田水月”，此处“田生”乃徐渭自指，因而此文可以看作徐渭散文渊源及其师古主张的自我剖白。他把“蒙叟（庄子）、贾长沙（谊）”文称为别有会心的“尤契者”，而把韩愈、苏轼文视为姑且为之的“近格”。所谓“姑为”、“兼并”字样的使用，表明徐渭是把唐宋文放在秦汉文之下这一非主导方面加以定位的。这样，我们再来看上面提出的问题，或能得出以下结论：1．徐渭对韩苏文的格外推崇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文学成就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的若干人生经历与徐渭人生经历的惊人相似引起了他的共鸣。换言之，对韩苏的推崇不能说明他对唐宋文的态度，更不能说明徐渭对唐宋文的推崇超过了秦汉文。2．徐渭频繁地用秦汉文称道别人的文章，而在天下人大言秦汉唐宋的时代风气下，闭口不言唐宋，这不言之言恰恰说明，他对唐宋文的提倡采取了冷漠的态度，这一态度与对秦汉文的热情鼓吹和称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对比说明，他对秦汉文的评价高于唐宋文。换言之，在他的眼里，唐宋文远不能同秦汉文相提并论，他本人虽然感激唐宋派诸人的知遇，而对他们以唐宋文为创作典范的散文理论却并不怎么赞同，因而采取了缄口不言的冷漠态度。以此言之，把徐渭说成“上继唐宋派的余绪”者，也同样是不够周全的。

徐渭推重秦汉文，却对力倡秦汉文的七子领袖王世贞、李攀龙颇为不满；对唐宋派的理论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却一直把唐宋派的领袖唐顺之、茅坤奉为知己。这就是他在两派立场上的尴尬态度。我们认为，这一尴尬态度源于他的知己情结和逆反心理。

　　“文章自古真无价”（《狂鼓史》）和“幕职至重”（《赠徐某保州幕序》）这样的话反应了徐渭对自我价值充满自信的认定，然而这样的自我认定在现实里却很难找到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现实对他的自尊的回应便常常是对它的一再粉碎。在这样一个长期被压抑被损害的心境中，徐渭一旦得到什么人的奖誉或鼓励，便如挣扎在绝望的泥淖中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反之，无论什么人，哪怕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救他出狱的张元忭），一旦刺伤了他本已破碎不堪的自尊，他都会表现得异常决绝，虽然他在理智上还保留着对那个人的正确评价或保持着对这一恩人的感激。其表现便是两种极端的态度：一为延誉，便终生感戴；一受贬损，则痛心疾首。我们把这样一种性格倾向称为知己情结。他对沈炼、唐顺之、胡宗宪、其妻潘氏、其岳父、内兄诸人及王世贞、李攀龙、张元忭的态度大抵如此。换言之，他屡屡称引唐顺之为知己，不等于他支持王氏所倡导的唐宋派理论本身；他反对王世贞、李攀龙其人，也攻击他们的拟古主张，却并不等于他反对向秦汉文学习的师古方向本身；因为二者都有许多知己情结所必然带来的矫激意气的成份在其中。

据《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小序可知，徐渭于嘉靖三十一年（32岁）第一次结识唐顺之，唐氏对他的文章“无论时古，无不啧啧”（《畸谱·纪知》）。陶望龄《徐文长传》介绍这次会晤的情况甚详，兹不赘引。对此徐渭感激涕零，每提及唐氏无不格外动情，以至于用“子唐子”（《诗说序》）这样的称呼。徐渭晚年写的悼念唐氏的《?年》诗尤为感人：“?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下有小注云：“吾欲尽焚旧草，故作此诗，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他把唐氏看作自己一生唯一的知音，那种知音不再的沉痛里弥满了他对唐氏深情的感激和缅怀。徐渭对唐氏的这种态度只是他“一为延誉，则终生感戴”的知己情结的一个具体表现。

徐渭与沈炼的交往也大致如此。徐渭《畸谱·纪知》云：“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之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沈炼生前本与徐渭往来甚少，因为沈炼曾如此高地评价过他，他才在沈炼死后，一再悼念他，来表达对他的钦佩、感激和知遇。徐朔方先生说：“沈氏身后，文长悼诗唁文及与遗孤酬赠之作凡存十四首。”［2］徐渭的《畸谱》写得很简短，对于应考、迁居这样的大事都简淡得象流水帐一样一笔代过。而一关乎恩怨，他便记得较为详细，而最详细的则是别人对他的赞赏和知重。

　　如果说，使徐渭尽管冷落唐宋派的理论却将唐宋派的主将唐顺之等视为知己的是这一知己情结的正的一面的话，那么，使他尽管推重秦汉文却对秦汉文的著名倡导者王世贞、李攀龙其人大加挞伐的就是这一情结的反的一面。

当时以李攀龙为盟主的后七子将谢榛逐出诗社并写诗文相辱，在当时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李氏《沧溟集》卷十三《寄谢茂秦》、卷二十五《戏为绝谢茂秦书》以及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卷七颇多攻击谢氏的过激之言，王氏甚至有“何不以溺自照”［3］的詈语。徐渭对七子的坏印象实在与谢榛被摈事关系很大。徐渭与谢氏同为布衣，王李依恃绂冕凌压韦布的行为对徐渭的自尊心当然是一种伤害，因而其《廿八日雪》有“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的激愤之语；《九马圉人图二圉醉濒坠》题下小注讽刺王世贞“刻穆王八骏图，形如?蜓”，不可谓不尖刻，直呼七子巨擘王世贞为“太仓老王”，不可谓不放肆；《拟寄白雪楼》对李攀龙受劾归田后购白雪楼事颇多讽意，那态度的不友好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徐渭曾在《三集》卷十九《曲序》中表达过对先辈李梦阳的赞同，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徐渭抨击七子多出于意气，否则同是七子领袖，他为什么对王世贞抨击不遗余力而对李梦阳心存好感呢？徐渭可以容忍别人的很多毛病，但他决不能容忍的一条就是对他不尊重。

问题是，徐渭写《廿八日雪》表明自己对七子“鱼肉布衣”的强烈不满是在万历四年（1576年，56岁）出狱之后。那么，在此之前他为什么也对七子保持着很疏远的态度呢？例如，他在胡幕期间的幕友沈明臣、王寅诸人在当时就频频与王世贞往来，当时的徐渭也有接识文界政界要人的渴望，按理说在这些幕友的介绍下接识王氏是不困难的，但是没有资料显示徐渭与王氏有什么往来。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源于他的一种逆反心理。

苦难使人激愤，徐渭的激愤当然不难理解，极度的长期的激愤造成了他的逆反心理。如他说：“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谁与语！众人所忽，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西厢序》）又说：“古人作有叶之物，简则不足遮瞒人耳，故曰人皆以清禗为巧，我则以繁密为然……”（《与章君》），清楚地反映了徐渭的这种心理：别人称赞不已的，他却无限鄙薄；别人趋之若鹜的，他反而非常冷漠。他早年不入王李党就是这一心理的逻辑必然。关于徐渭与七子的关系，《明史》卷288和虞淳熙《徐文长集序》都大致说出了这样一种事实：在王李“囊括无遗士”的大背景下，徐渭之所以誓不入二人党，是由逆反心理造成的一种矫激的意气在起作用。

总之，徐渭在散文创作应以何者为典范的问题上同于秦汉派而异于唐宋派；徐渭积久而成的知己情结和逆反心理又造成了他在二派关系上私人态度与学术态度的严重错位。长期以来，论者仅仅根据徐渭对七子和唐宋派内部个别人的不无偏激的私人态度来认定他对七子和唐宋派的学术态度，因而在对徐渭与秦汉派和唐宋派关系的把握上存在着不够准确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徐渭：《徐渭集· 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

［2］徐朔方：《徐朔方集·徐渭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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